浙江出口纺企调查：在与人民币升值赛跑的日子里

自2005年7月21日人民币启动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以来，人民币表现为“爬行式”的稳步升值。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人民币汇率先后突破了8.1、8.0、7.9、7.8、7.7五大整数关口，其中，间隔的时间逐步缩短，升值速度也越来越快。上周，央行宣布将人民币对美元的单日汇率交易价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后，分析人士普遍认为，在新的一轮全球经济失衡过程中，未来不排除人民币可能以更快的速度升值，而这势必将对外贸企业带来更大的压力。 那么，人民币持续升值，到底给出口企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企业的出口情况出现了哪些变化？他们是如何规避从未有过的汇率波动风险的？带着这些问题，记者日前奔赴浙江一些出口企业进行了实地调研，以期为读者描绘一幅人民币升值背景下浙江出口企业状况的全景画，并借以审视中国出口企业的发展路径。 “人民币汇率与出口并没有太大的关系，不是想像中那样会抑制出口，而且我们发现，中国的低价劳动力，也并非在国际竞争中立足的主要原因。”在杭州市下沙工业区杭州杰玛箱包有限公司生产工厂的办公室里，总经理吕强开门见山，“有规律的‘爬行式’升值我们不担心，最怕人民币剧烈波动。”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在保证利润的前提下，靠“感觉报价”，几乎成了所有出口企业以及外贸业务人员应对人民币“爬行式”升值的唯一有效手段。“一般情况下，我们对汇率进行预估，我会根据我们产品的交货期，估低0.15元人民币。比如，现在是1：7.75，我在向国外客人报价的时候，就按照1：7.60报。”吕强说，“等货款到账后结汇的当天，汇率差不多就落在1：7.60这个位置了。” 当然，靠感觉报价，也有把握不好的时候。2005年人民币刚升值以后不久，由于对进一步升值幅度的前瞻性不够，造成了吕强公司不少损失，这也是2006年公司亏损的一个原因。“升值第一天后，汇率已经是1：8.1了，我们预计它还会涨，于是按照1：8的汇率报价，但到结汇的时候，汇率变成7.95了，一笔单子就造成了十几万元的损失。”吕强说。但经过一年的磨合，到去年底，吕强已经掌握升值幅度的秘诀了。 那么，外销员到底是靠什么来掌握人民币升值的“K线”图呢？ “我每天看银行的水单，水单就是银行当天结汇的单据，每天美元都在跌，所以，我们觉得不断会下跌，报价也是依据这个感觉报价。”杭州萧山国际经济技术合作有限公司外销员汪琼，主要从事家用纺织品出口业务，看银行的水单也是她每天的必修课。据悉，除了人民币突然升值的当天，汪琼基本上能够估算出交货后货款进入银行帐户时的人民币汇率范围，根据家用纺织品的交货期，她通常报低0.20元人民币。在上周央行宣布人民币单日汇率交易价浮动幅度由3%。扩大至5%。后，汪琼感觉到，升值的幅度可能会加快，而她的报价“感觉”，也酝酿作出相应的调整。 在吕强的公司里，每天向他汇报人民币汇率数据，是财务人员每天必须做的工作。“每天都在看水单的话，基本上可以发现这个升值规律的，我觉得接下去人民币很快可以碰到7.6了。”5月15日，吕强凭“经验”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预测。 在对出口企业采访中，人民币首日大幅升值被认为是对外贸业务的一次性冲击，被采访对象表示，只要有规律的升值，都不会影响出口业务造成影响。而首次升值，已经成为他们永远的痛。 回忆起首次升值，吕强觉得很冤枉。“当时，银行已经提前建议我做远期外汇交易锁定风险。但我那时候敏感性不够，全家去土耳其玩了。”吕强说，“回来第二天就升值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一下子损失了近200万元人民币。” 商品结构大调整 不过，在出口高速增长的背后，浙江的出口商品结构也经历了大幅调整，主要表现为：低价劳动力优势向高科技产品转移，高科技产品出口主要以外资企业为主，纺织品服装在出口中的比重呈下降趋势，如初级产品多，深加工、高附加值产品少的丝绸出口额，比2005年同期下降25.2%。 以杭州市为例，2006年，全市高科技产品出口64.9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出口60.9亿美元，同比增长88%，占高科技产品出口额的93.8%。纺织品服装，虽然是杭州市主要的传统出口商品，2006年，出口46.6亿美元，同比仅仅增长23.3%，低于全市平均出口增幅20.1个百分点，占全市出口总额的23.3%，低于同期4个百分点。纺织品服装在全市出口中的比重继续呈下降趋势。 “相对来说，我们政府部门对一些机电和高科技产品的出口实行鼓励政策。”杭州市外经贸局外资处处长郭秋鸣表示，“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增幅以及出口份额都占据很大的比重，占60%以上的出口份额。我们分析认为，外商投资企业，比如出口38亿美元排名全市第一的摩托罗拉公司，他们依靠在国际市场上庞大的渠道优势，借助国内相对低廉的劳动力价格，获取大量的加工型定单，劳动力优势转移到这些产品上面去了。” 杭州外经贸局提供的数据显示，机电和高科技产品比例增幅明显。在2006年的出口产品中，工业制成品占出口额的97.6%，增长了44.7%。其中，机电产品占53.4%，同比增长60.3%；高科技产品占32.5%，同比增长87.9%。值得注意的是，在200亿的出口额中，加工贸易为89亿美元，占出口总额的44.5%，同比大幅增长61.3%。 相比之下，传统的低档纺织品出口显得相当艰难。“2005年我的业务量在220万美元左右，但2006一下子跌到130万美元。”杭州萧山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外销员汪琼对自己的定单萎缩毫不讳言，“但一些技术含量或者附加值高的纺织产品，并没有受到影响，因为这些产品本身竞争力强，而且价格提高一两个美元，客户也能够接受。” 不过，政府对低档纺织品企业的支持力度不大，也是导致其出口艰难的一大原因。汪琼介绍，早在2001年，只要是萧山的纺织企业，每出口1美元，当地政府就给出口企业3分-5分人民币的补贴。“这对于跑量的出口企业来说，已经不得了了，1000万美元的出口额，不包括退税，光政府补贴就有30-50万元人民币左右。”汪琼说，“所以，在以前，很多低端的纺织品出口企业，他们对外报价时几乎不加任何利润，就靠退税和政府补贴过日子。” 据悉，人民币升值后，在萧山和绍兴地区，此前，靠出口低档面料和大众纺织品的外销员，不同程度面临生存压力，一些专门出口低档面料的工厂也因此关闭。“那个时候，我们做出口代理的外销员，就专门帮一些没有进出口权工厂代理出口，靠拿补贴和退税赚钱。现在不行了，做代理的人已经没有出路了。”汪琼透露。 记者获悉，伴随着出口增长和商品结构的不断调整，地方政府在出口导向上更倾向与外贸收支平衡。郭秋鸣透露，目前，地方政府更注重企业进出口平衡的考核，在鼓励出口的同时，也将进口量作为重要指标同时考核。 出口高速增长 两年来，人民币持续“爬行式”的升值，并没有成为企业出口额继续增长的障碍。据统计，2006年，浙江省外贸继续保持近年来的强劲增长势头，主要贸易指标均创新高，出口额首次突破1000亿美元大关，达到1009亿美元，增长31.4%，外贸总额居全国第四位。 其中，杭州地区的出口额占据了三分之一。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提供的数据显示，2006年，杭州市自营进出口总额309.9亿美元，同比增长42.3%。其中，出口199.9亿美元，同比增长43.4%，进口109.9亿美元，同比增长40.4%。 “相比当时人民币不到10%的升值，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出口形势依然很不错。”杭州市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局外资管理处处长郭秋鸣说。 郭秋鸣告诉记者，在2006年杭州市所有企业的出口额中，8400多家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60%以上的份额，且已经连续四五年占很大的比例。其中，杭州摩托罗拉移动通信设备有限公司和东芝信息机器(杭州)有限公司两家企业共达51亿美元的出口额，占了全市四分之一的出口比例。 在杭州市出口1000万美元以上的306家企业中，记者发现，仅有63家企业出口量有不同程度的下降，但下降幅度均不算明显，且基本以纺织企业居多。 从被调查企业情况看，出口形势也非常不错。杭州杰玛箱包有限公司是一家生产中档箱包的民营企业，也是在内地箱包行业中除了台资企业外，唯一在国际市场注册商标的公司。公司总经理吕强告诉记者，2005年，公司出口额为760万美元，2006年，出口额为1020万美元，今年的出口定单却忙不过来，预计可以达到1300万美元。 “现在的定单已经排到9月份交货，并不是我的生产跟不上，而是配件工厂只能在4个月后才能交货，这说明，别的工厂的生意也照样很好。所以，我估计，今年箱包的出口形势非常好。”吕强分析说。 虽然，数据显示，纺织品出口比重出现了一定程度下降，但一些服装出口企业的增长幅度依然不错。宁波地区一家专门从事针织服装出口，年出口额为2000万美元的服装公司负责人林先生向记者透露，今年，该公司出口额增长幅度有望高达30%-50%，主要增幅将集中在欧美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尽管2005下半年人民币开始升值，该公司2006年的出口增幅仍在30%以上。“总的看来，人民币升值对我们的产品没有任何影响，只要在报价时，对人民币汇率有充分的预估就可以规避风险了。”林先生说。 小商品人民币结算不受影响 在浙江，小商品出口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数据显示，连续16次蝉联中国专业市场榜首的中国小商品城，2006年实现总成交额315亿元人民币，其中，外贸出口占总成交额的60%强，约25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义乌小商品的出口，采用了是国内独一无二的，以人民币计价的代理出口方式。为此，只要全球市场对中国产小商品的需求没有变化，无论人民币升值还是贬值，都不会影响其出口量。 “升值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影响，因为我们是做代理出口而不是做买断式贸易的。”中国小商品城贸易有限公司进出口四部经理任洪斌解释说。 国外客户到义乌小商品市场看货，往往会一次性订购几个集装箱的货物。国外客户在当地外贸代理商的陪同下，看完市场中的货之后，按照物品归类由当地外贸公司帮助装满集装箱后出口，而代理的外贸公司业务人员只是从中收取佣金，价格也是按照谈好的人民币报给国外客户，待外汇进账时，按照银行当日的外汇牌价结算。如果人民币升值，不足部分则仍需要客人承担。 他还向记者展示了电脑中的出货和汇款明细。“2007年第一张单子，装船期2007年1月12日，发出一个40尺的集装箱，整个费用80万人民币，1月15日收到3万美元，那天汇率是7.79，就是按照当天汇率结算成人民币23.37万元。”任洪斌介绍说。 据悉，在浙江义乌，像任洪斌一样从事这种代理出口的外销人员有上万人，而他的出口量每年稳定在每年400个左右集装箱。“即使有变化，也不是因为人民币升值的原因，是对方的原因，比如他们的海关政策变化等等。”任洪斌说。 解读升值指挥棒下的出口 在采访过程中，面对“人民币升值对出口影响几何？”这个问题，记者感触最深的，一是劳动力价格的低廉并非出口势头保持旺盛的主要因素，产业体系配套是中国纺织业乃至整个“中国制造”的竞争力所在；二是企业应尽快建立外汇避险机制。 低价劳动力并非主因 对于出口增长的原因，一些业内人士认为，中国内地劳动力价格低是保持增长势头旺盛的主要原因。不过，企业家们自己也在不断的寻求答案。 一些企业家认为，从国际贸易的角度出发，国外客人在中国寻找的不是“低价位”，关键在于寻找合适的供应商。“价格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但只是一个次要的话题。所以说，两年下来，没有影响到我们的出口量。我认为，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这不在于人民币升值，而在于我们的产业体系已经相当完善和配套了。”杭州杰玛箱包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强坦言。 那么，如何理解产业体系完善呢？有数据显示，在中国大陆，产成品或者半成品运到销售目的地的平均运输过程为500公里，而在日本，这个数字是90公里。劳动力价格方面，在孟加拉国和缅甸，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约为10美元的月薪水。然而，为何许多低档产品的生产和出口无法转移到这些国家去？对此，从事12年外贸的吕强有着独到的见解。 “关键不在于劳动力价格。比如说，我在中国投资一家箱包企业，成本可能在100万美元，但是，我在越南投资一家箱包企业，可能需要200万美元的成本。为什么呢？因为在越南，周边没有配套的原材料工厂，需要通过进口原材料来解决。所以，越南的箱包工厂仓库里需要囤积大量的原材料，而中国的材料配套工厂，可能离开我这个成品生产工厂只有10公里，远一点500公里路，不需要通过海关，费用就大大降低。”吕强分析说，“再比如，在我们下沙开发区，自从日本松下电器进来后，它所有的配套企业全部一起进驻下沙工业区，一个企业将整个产业链带进来，产业体系相当配套，导致生产成本相对低廉，由此产生了价格优势。” 长期从事外贸业务的人士认为，产业体系配套正是中国服装纺织品的竞争力所在，而相对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对增加出口起到催化剂的作用。吕强进一步补充道：“产业体系配套的优点在于，在整个产业体系中的一些配套产品，我们可以就近解决，节省了我的流动资金，我的相应成本会比较低。” 企业应建立避险机制 有关专家表示，从理论上讲，人民币升值会使出口企业的预期收益下降，还会使出口企业货币结算成本上升，导致价格优势的丧失，对出口企业造成不利影响。但从近两年的实际贸易额看，我国的对外贸易额仍然继续保持顺差。这表明只要出口企业能以市场为导向，运用科学的财务管理，这个汇率上的问题企业是完全可以解决的，而浙江省外贸企业的情况就证明了这一点。不过从长远看，企业应尽快建立外汇避险手段。 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岳咬兴教授，在国际贸易政策及其应对策略方面，以及对于人民币汇改后时代，国内相关产业的状况有比较全面的研究。岳咬兴指出，从成本上来说，传统轻工产品如纺织品服装、皮革毛皮制品等商品的低端，由于原本毛利率就不高，因此，出口增速出现下滑将是一个趋势，但这些产品中具有高附加值的，出口仍然不会有太大影响，而这一点在浙江的机电、IT产品等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上也已经有所反映。 “实际上，人民币持续缓慢升值对出口企业是一个考验，并会给企业带来类似市场需求的导向作用，随着人民币升值幅度的扩大，能够及时实现从低附加值产业向高附加值产业转移的企业，会经得住这种考验并获得生存与发展。”岳咬兴说，而另外一些企业，如果不能成功实现转型，则在人民币数年持续缓慢升值中，利润不断受到挤压，最终，将在贸易竞争中被淘汰。这不仅让更多外贸出口企业适应货币汇率波动下的竞争，也为出口企业今后占领国际市场带来了新的机遇，出口企业能以市场为导向，运用科学的财务管理，这个汇率上的问题企业是完全可以解决的。 在具体的措施上，岳咬兴建议，外贸企业应当尽快建立远期结汇等业务，这不仅可规避汇率风险，满足企业中长期的外贸货币结算需求。此外，类似义乌小商品城在实际业务中采取的“以人民币为结算货币”的做法，可以看做是一种比较合理的出口商品“保值条款”，尽管这种实际贸易结算方式可能比较难以推广，但仍然值得借鉴。 专家表示，在出口转型和产业结构调整上，中央和地方政府也可以通过一些出口和产业政策加以引导。实际上，去年以来政府连续调整出口退税税率的做法，就是一种政策导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