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纺机展看针织大圆机的技术发展

第八届中国国际纺织机械展览于2002年10月15-19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如期举行。此次展览会规模大，展馆增加到9个，参展的700多家国内外商家展示了涵装盖棉、毛、丝、麻、化纤、染整、服装等领域的设备技术及关键部件。 本次展会参展纬编针织大圆机的商家主要有国内、国外及台湾省的制造商，展机数量在整个展会中所占比例不大，主要有德国Mayer & Cie（迈耶西）、Terrot（德乐）；意大利Orizio（奥里就）；新家坡Falmac（泛马）；英国Camber（坎伯）；台湾省的佰龙、凹凸、佰源等及国内上海七纺机、宜昌纺机、栖霞纺机、广州纺机、日发纺机等厂家展出的织机。 参展织机类型包含单、双面机及大小提花机、卫衣机、毛巾机、罗纹机等，基本上涵盖了纬编针织大圆机的所有类型。 一、 参展织机的技术特点 一些知名度高具有影响力的厂家，如：迈耶西、德乐、奥里就、泛马、佰龙等为展示织机的先进技术，将其最具代表性、最先进、最能反映制造水平的织机基本都展示出来了。 1． 电子大提花技术 IT时代已将计算机技术充分融入了纺织技术，电子大提花圆纬机利用自身的电脑由软驱或电脑接口接收数据控制电子选针机构进行选针，实现成圈、集圈、浮线3个编织工位。更换花型简单方便快速、工作可靠、寿命长，已经基本上取代了机械式大提花机。 迈耶西展出的OVJA1.6ETR织机是在最为畅销的双面电子大提花机OVJA1.6E的基础上整合了移圈和四色调线技术而成为高技术含量的多功能织机，它充分展示了迈耶西精湛的制造技术和工艺技术。采用电脑控制针筒电磁铁单针选针技术，选针工作可靠，使用寿命长，并备有数据输入接口可接收手提电脑的图形数据。 德乐展出的UCC548双面电子大提花机、采用PATRONIK 5000软件在电脑上进行花型设计，通过过软盘输入到随织机的计算机之中，在彩色显示器上显示花型，利用键盘对花型进行个性针筒针采用先进的电脑控制压电陶瓷单针选针技术选针，每路的电子选针器采用三工位技术使每枚针筒针均可单独实现成圈、集圈、浮线3种工作位置。 2． 衬经技术 坎伯国际公司展出的QUATTRO-3衬经调线机，是具有四色电子调线及衬经装置的四跑道单面机，衬经功能是该织机的最大特点。面料中衬入不同色泽的经纱形成富有立体感的竖条，配合四色调线功能可织出各种矩形类的变化图形。衬经面料在目前的出口定单中占有一定的数量，坯布单价较高，是一种较受外商欢迎的面料。虽然衬经织机在国内的数量较少，织机转速较低，单产低，但通过衬经面料的定单经常可引来其他面料的定单，这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在展会上该机吸引了大量参观者的目光，咨询络绎不绝。 二、投资发展阶段模式 外国直接投资在提升一国竞争力的作用 , 与该国所处的经济阶段和发展模式密切相关。 我首次提出这一观点 , 是在 1979 年夏威夷召开的第三届世界跨国公司大会上 , 当时有 67 个国家参加大会。我通过跨部门比较研究的方式 , 将这些国家在 1967 - 1975 年间 , 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和流出状况与他们的人均 GDP 加以比较 , 结果发现一个显著模式。在过去二十年里 , 我不断将这一模式加以提炼 , 并将其延伸至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之中。值得一提的是 , 各国政策决策者在制定其产业发展战略时 , 已经广泛采纳这一投资发展阶段理论。 这里 , 我仅简单阐述这一理论。 通常 , 一国的投资发展过程可以划分为五个阶段。目前 , 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过程中 , 其投资发展仅仅经历其中的四个阶段 , 第五个阶段只适用于发达国家。互联网的出现 , 通讯技术的发展已经大大缩短了各个阶段的发展周期。这四个阶段的划分标准是 : 第一阶段 : 资源与能力基础较低一一欠发达的国内市场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不足 2000 美元 ) 。 第二阶段 : 资源和能力基础有所改进一一国内市场呈上升趋势(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 2000 - 3500 美元 ) 。 第三阶段 : 人力资本和当地创新能力变得十分重要一一国内市场呈上升趋势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小于 3500 ? 8000 美元）。 第四阶段 : 工业化接近成熟一一相对丰富和成熟的市场 (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大于 8000 美元 ) 。 第一阶段适用低收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处于该阶段的国家 , 由于当地的市场规模小 , 技术能力低 , 只能吸引到少量的 FDI, 输出型 FDI 几乎没有。出口也主要局限于资源密集型或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进口主要是标准化的制成品。政府政策主要局限于向当地生产者和外国投资者 ( 尤其是资源密集型型产业 ) 提供基本的法律、商业性基础设施以及激励或保护性措施。 第二阶段适用于现在的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随着这些国家的国内收入不断提高 , 增强了对市场导向型 FDI, 尤其是对于寻求进口替代战略的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同时 , 伴随着国内基础设施的改善 , 以及国内企业技术和生产能力的提升 , 也可能在初始产品与技术加工和轻工业制成品行业吸引出口导向型 FDI 。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果 , 也可能导致东道国出口产品的构成发生变化 , 逐渐从劳动密集型半成品向制成品转化。进口品也可能转向更多的高技术产品和消费品。为了获得新的竞争性资产或市场准入条件 , 还可能会发生一些向邻国或发达工业化国家的对外投资。在第二阶段 , 政府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致力于提高当地的劳动力素质和管理技能 , 创造有活力的资本市场和有效、可靠的金融体系 , 确保为国内外投资者提供良好的经营环境。 第三阶段和至少第四个阶段的一部分特征与当今的中国情况极为相似。在中国 , 我们看到一个巨大的并且日益增长的国内市场 , 吸引了市场寻求型 FDI, 从而为国内提供了投资国在早期具备的比较优势的产品。另外 , 由于国内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水平的提高 , 跨国公司在国内的生产已经逐渐向出口产品的高附加值环节转移。由于国内资源和技术能力的升级 , 现在的国内企业也开始通过输出 FDI 或跨国界合作方式 , 开拓国外市场 , 寻求新的外部资源 , 以提升自身竞争优势的活动。 出口产品的结构也逐渐转向中、 高技术密集型产品与服务。 在这些阶段 , 特别是对于像中国、印度这样的大国来说 , 经济活动的区域专业化分工日益显著。凭借聚集和上下游产业的网络关联效应 , 诞生了诸如印度的班加罗尔软件中心、东南亚的香港金融服务中心等。到了第四阶段 , 研究与开发活动迅速增加。作为全球或区域竞争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 通常 , 跨国公司将在研发活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通过主动提升当地高附加值活动的配套设施 , 通过为跨国公司提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其他激励性措施 , 能够促进他们技术创新 , 并且不断开拓新的市场 , 也能帮助个人发扬创业精神 , 提高技术水平。 当然 , 在应用投资发展路径演变理论过程中 , 由于各地情况不同 , 各国状况有所差异。不同国家投资发展路径的方式和特征 , 各个阶段发展的周期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 外国直接投资在各国发展进程中作用的形式、范围、内容 , 以及对国家竞争力所产生的影响也不尽 相同 , 但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对东道国所产生的总体影响与作用效果则大同小异。东道国政府包括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 , 对外国投资者的发展进程和经营战略也会产生影响。 三、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需求的变化 经济的全球化 , 尤其是各种有关空间成本的降低 , 信息和知识作为关键要素 , 在财富创造过程中的作用日益显著 , 以及合作联盟作为跨国界经济组织主要形式的出现 ,都在对跨国公司的区位选择与要素需求产生了重要影响 , 同时也影响着东道国政府或地区寻求吸引并获得最适合自身需要和能力的价值增值活动。 有人说 , 经济全球化正在使政府的职能和权威性削弱 , 特别是对区域联盟中的小成员国更是如此 ( 如欧盟中的比利时 ) 。 一方面 , 国际性组织如 WT0 、世界银行逐渐承担了一部分以前由政府承担的责任；另一方面 , 在美国、中国、英国等大、 中型国家 , 经济决策权正在向地方政府转移。欧盟也是这样 , 权利分散已成为发展趋势。然而 , 国际经济学者一致认为 , 国家政府的经济职能并没有被削弱 , 而是职责内容发生了变化。主要因为 , 各国对 FDI 的吸引力越来越取决于该国的资源禀赋、技术能力和市场规模。而这些因素首先受到所在区位的约束 , 例如无法跨越国界；其次 , 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拥有资源和技术能力的流动性 , 以及将两者以最有效方式结合的能力 , 是构成他们竞争力的关键。政府在这两个方面均可有所作为。 事实上 , 政府承担着建设和改善公共资产的主要责任。即使是美国这样高度自由的市场经济国家 , 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也承担着教育、产业化之前的技术研究与开发、交通、国防、医疗服务和环境的责任 , 掌控着这些项目建设的开支。政府也通常运用货币和贸易政策 , 影响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区位选择的吸引力。 越来越多的事实证明 , 个人道德水平和社会伦理已经成为影响跨国公司区位选择的重要因素。现在 , 消费者对企业的商业行为越来越挑剔 , 技资者的环境意识也逐渐增强 , 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的兴起 , 正在促使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重新考虑全球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 , 尤其是这些规则对民主管理和社会包容的影响。许多经验研究 , 包括最近伦敦经济学人集团信息部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进行的研究表明 , 跨国公司 FDI 的区位选择对东道国的政策框架和商业环境极为敏感。这里既含有积极的一面 , 就是跨国公司对区位要素的新的需求 , 促使东道国更加注重保护私有财产 , 注重法律、财政和税收政策的一致性、透明度和公平性，推动着当地的制度更趋合理，以及促进有关政府部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并建立一条龙服务来吸引外资；但也会产生不利的一面，会导致犯罪和经济欺诈行为的增加，腐败更加严重，外国资产有被征用风险，外汇控制风险，以及引导不利的宏观经济环境。事实上，所有这些因素无一例外地属于政府管辖的范围。所以，中国入世后，政府的职能非但没有削弱，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跨国公司在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过程中，不仅仅关注东道国的经济特征，当然，跨国公司不同的投资动机所要求的区位特征有所差异；还包括该国的政策框架和商业环境。调查发现，在过去十年，大多数决定因素不同程度地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但对于经济转型国和处于投资发展路径早期阶段的国家有些因素 , 例如私有化项目的范围和内容 , 以及软件环境的质量 , 对增强跨国公司投资的吸引力十分关键。 最后 , 我想阐述的是 , 从某种意义上 , 中央和各级地方地区政府就像一个企业。他们不断地致力于加强和提升他们独有的、可持续的竞争优势。而且 , 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 , 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 , 不确定的全球经济 , 都需要政府重新评估和改革其管理模式。就像一家从事国际经营的跨国公司 , 国际经营环境的变迁 , 促使他们对公司资产的所有权重新定位与选择。非核心资源和能力的所有权不再重要 , 取而代之的是准入权、一体化的国际生产和投资战略。与此同时 , 还需要母公司将更多的决策权下放给各分支机构 , 以更好地满足不断变 化的区位市场需求。对于政府来说 , 这不仅意味着要使当地资源得到更有效的配置或升级 , 还要考虑在一个主权分享和政府之间联盟的新的全球框架下 , 设计和贯彻执行最好的政策。正如另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所言 , 要想在吸引外资方面取得卓越成就 , 地方政府更应发挥积极作用 , 并致力于在当地培养一大批相关价值增值活动的产业链 , 作为增强外资吸引力的重要手段。 现在 , 中国在寻求发展、更新投资发展路径 , 面对的正是这些机遇和挑战。我深信 , 中国政府和人民会利用机遇 , 迎接挑战 , 运用他们的技术、智慧和决心将外资变成自身乃至全球的长久利益。中国正站在这个艰巨却值得一试的任务面前。（北京铜牛股份有限公司 雷宝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