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纺织品配额热炒的深度剖析

“炒配额比炒股挣钱。”深圳一家纺织贸易企业的负责人如是说。 深圳纺织品出口在2006年达到161亿美元的“天量”，比上年激增178.65%。相比之下，全国纺织品出口额2006年增幅不足23%。 这一异常恰恰发生在人民币增值及股市走“牛”的背景下，怀疑境外热钱假道纺织品贸易流入的判断一度盛行。2007年春节前，中国纺织品进出口商会（下称纺织品商会）受商务部委托，特派小组急赴深圳调查。2月13日，纺织品商会在北京召开“分析会”，向业界通告了调查结果：初步认为，出口异常与热钱流入无关，主要是部分进出口企业虚增业绩，以获得来年更多的出口配额。 “出口异常与目前的纺织品配额分配体制有关。”带队赴深调查的纺织品商会副会长姜哲表示。 现行配额政策鼓励高附加值纺织品出口，出口业绩越高越有利于获得配额。因此，通过虚增产品价格提高出口业绩，成为普遍现象。 “深圳已成为炒配额的中心。”多位业界人士表示，“很多新成立的小企业就是靠炒卖配额生存，它们通过虚增业绩获得配额后再出手牟利。” 虚高单价 根据纺织品商会提供的数据，在2006年最后两个月，部分纺织品类别的出口单价大幅上涨，已到了惊人的地步。在出口美国的五类纺织品中，单价排名靠前的几乎全是深圳企业。 这五类产品以棉或棉化纤制品为主，最高单价达650美元一件，次高价也在200美元以上，且有多达30余家企业报出这一高价。比如女内裤的最高单价达230美元一件，而正常单价仅为2美元；再如，男衬衫最高单价达每件77美元，而正常出口价一般在10美元左右，且这一价格已包含了高额附加值。 “棉质的裤子和衬衫不可能卖这么高的价，除非你是用金丝做的。”纺织品商会副会长曹新宇说。 正因为单价奇高，导致深圳在2006年最后两月的纺织品出口金额激增。以服装出口为例，2006年前十个月全市服装出口总额不过4.48亿美元，但11月、12月两个月的出口高达14.8亿美元，是前十个月的3.3倍。 “这已不是少数产品的问题，而是占了出口产品的很大比重。”在对深圳出口详细数据进行分析后，纺织品商会派出的调查人员“大吃一惊”。 调查组选择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17家企业，以“贸易链”方式进行调查，即分别对企业资格、申领出口许可证（配额）、报关出口、出口收汇核销和出口退税各环节逐一核查。 结果表明，在出口环节，17家企业有16家存在不可思议的高价现象；而在收汇核销环节，外汇管理部门的汇总数据显示，这些企业的外汇核销率非常低，这意味着受查企业并无真实贸易结算。 此外，通过“双边核查机制”调查，调查组发现许多企业在中国海关所报出口数，与在美国的清关数并不一致：出口数往往超过清关数，表明实际出口量小于报关出口数量。更为普遍的现象则是，在美国海关备案的价格，与中国海关统计的价格反差很大：后者价格畸高，而前者则回到正常价格区间。 据初步调查结果推测，以虚增出口单价为主要手段来虚增出口业绩的企业，在深圳多达数百家。 “单价虚高的问题其实早有苗头，只是没受到重视。”北京世之维纺织咨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樊敏说。 2006年上半年，中国纺织品出口一改2005年“量增价跌”的态势，其中对美国、欧盟的平均单价增幅为27.4%和23%。尤其是对欧盟10类设限纺织品的出口单价大幅上升，其中8类出口单价增幅超过50%；对美国21种设限纺织品出口中，也有6种的价格增幅超过50%。 “我们鼓励大家做高附加值的产品出口，但不允许虚假出口，更不能玩价格欺诈。”纺织品商会副会长姜哲说。 政策背后 出口异常与现行纺织品配额体制的漏洞有关，这是众多业界人士的共识。 在2004年底之前，中国的纺织品出口配额一直由行政主导作无偿分配，掌握进出口大权的国有传统外贸企业瓜分了绝大多数配额，并将部分富余配额用于“调剂”。另一方面，众多有着旺盛出口需求的中小型纺织品生产企业，多需通过“调剂”手段从前者手中购买富余的配额，借此获得出口机会。 获得“调剂”配额的生产企业的出口业绩，往往记在调剂者——传统外贸企业的头上。于是在下一轮配额分配中，后者又可凭此“业绩”要求更多的配额分配。 时至2005年元旦，全球纺织品贸易取消配额，原本稀缺的配额指标顿时丧失价值，众多企业在放开的市场环境中大举出口，致使纺织品出口激增。2005年4月，欧盟和美国相继向中国提起纺织品“特保”申请，中国纺织品出口重回配额时代。当年6月、11月，中国分别与欧盟、美国达成协议，同意中国纺织品受到欧美配额限制，其中欧盟截至2007年，美国截至2008年。 新配额体制正是源于2005年上半年的一举放开与骤然收缩。一放一收间，许多原本因使用调剂指标而“隐名埋姓”的中小企业，均在2005年上半年获得了出口业绩，因此新体制在做配额分配时，需将这些企业考虑进去。 2005年6月，商务部发布《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办法（暂行）》（13号令），强调凡有向受限地区（欧盟和美国）出口业绩的企业，均可参与配额的“业绩分配”，即凭出口业绩多寡无偿分配出口配额。 在13号令发布前，有关出口业绩的统计口径曾引起多方争议。传统外贸企业要求按照2004年全年的出口业绩，作为分配2006年出口配额的依据。如此则对中小型生产企业明显不利，因为后者直至2005年初放开后方始有记在自身名下的出口业绩；中小型生产企业则呼吁以2005年上半年的出口业绩，作为分配2006年配额的依据，但又遭到传统贸易企业的强烈反对。 最终，作为折衷的产物，13号令将业绩统计时间确定为2004年6月1日－2005年5月31日，并将其划分为两个时段区别对待：给予2004年6月1日至12月31日的出口业绩以30%的权重，给予2005年1月1日－5月31日的出口业绩以70%的权重。 同时，13号令还对设限国家（欧盟和美国）、非设限国家的出口业绩予以区别对待：给予出口至设限国家的业绩以70%的权重，给予出口至非设限国家的业绩以30%的权重。 在纺织品业界看来，13号令在分配配额上的两个“区别对待”，普遍有利于传统贸易企业： 其一，绝大多数中小生产企业在2004年甚少统计业绩，其业绩统计时间实际仅局限于2005年1月1日－5月31日，而传统贸易企业则拥有一整年的业绩统计时间。 其二，在2005年之前，众多中小生产企业因被拒之于配额分配门外，其对欧盟、美国的出口除采取“调剂”配额手段之外，还大量采取“转口贸易”的曲折手段：先向设限国家周边地区出口，再以购买当地“原产地证”的方式，打入设限国家市场。因此，这部分出口量仅获得30%的统计权重。 “到2005年8月，在中小纺织品生产企业中出现了配额恐慌。大家都认为在来年的配额业绩分配上，自己不可能和传统贸易企业竞争。”深圳一家服装企业的负责人说，“当年下半年，很多企业都转战东南亚，纷纷把自己的工厂开到越南、柬埔寨、菲律宾和印尼去了。” 然而，令众多中小生产企业感到失望、乃至最终选择了放弃的新配额政策，却让另一部分私营贸易公司找到了牟利的空间——既然配额重新获得了价值，则炒作配额本身即可带来巨大的收益。 炒作配额 “炒配额”历来有之，在2004年之前的行政性分配阶段，大多数国有传统贸易企业将富余配额用于调剂，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配额的二级市场，配额在流通中形成了自己的独立价值。 而在13号令发布三个月后，商务部又在2005年9月颁布《纺织品出口临时管理办法》（20号令），在无偿的“业绩分配”之外，又拿出部分配额作有偿招标。此举初衷是为更多的生产企业创造获取配额的机会，却在无形中助长了配额二级市场的投机性。 20号令颁布后，商务部决定将2006年全年对美国、欧盟的出口配额的30%作有偿的招标分配，70%作无偿的业绩分配。当年9月，商务部分别对2006年的配额进行了第一次业绩分配和招标；次年3月，又分别对2006年的配额进行了第二次业绩分配和招标。至2006年4月，2006年全年的配额分配完毕。 官方数据表明，在2006年的配额发放中，深圳地区从业绩分配渠道获得的配额并不多，但当地大批个体、私营贸易企业通过招标、市场收购获得了大量的配额，合计所得配额高居全国三分之一，这些配额主要是以服装类为主。 “你到深圳去看看，到处都是这些新的小型贸易企业。它们更多是一个转销让的平台，倒卖配额都是短期行为，甚至一年后就关闭，然后再重新注册新的企业。”樊敏说，“事实上，深圳从来都不是广东最大的纺织品出口生产地，最大的是在东莞和中山。” 纺织品商会调查组对深圳17家企业的调查结果显示，这些企业普遍为新成立、注册资金非常小的个体和私营企业；其中14家为2006年新注册的企业，15家的注册资金仅为3万元—50万元。 然而，2006年配额的两次招标分配，非但没有使炒家们获利，反而令其损失惨重。“商务部设定的招标底价过高，甚至远远高于‘黑市’调剂价格。”深圳一家纺织贸易企业的老总说，“很多炒家通过竞标拿到配额后根本无法出手，损失惨重。” 更多的炒家选择了弃标，这使得大批招标配额废置。同时，由于生产性企业纷纷放弃2006年的业绩分配配额，转而选择成本较低的转口贸易方式，使得当年配额尤其是上半年配额使用率低下，个别类别纺织品的配额使用率甚至不足1%。 于是，在经过2005年突破千亿美元的爆发性增长后，2006年上半年全国纺织行业出口增幅回落。有关数字表明，当年上半年对欧盟出口增幅回落45%，设限的十类产品出口额下降了29.69%；对美国出口增幅回落70%，其中设限的21类产品出口额下降了31.71%。 至2006年9月，商务部再行颁布《纺织品出口管理办法（暂行）》（21号令）时，宣布以2006年1月－7月的出口业绩，作为2007年第一次业绩分配的依据；以2006年全年的出口业绩，作为2007年第二次业绩分配的依据。21号令颁布当月，2007年第一次业绩分配启动，由于2006年上半年使用配额的直接出口大幅下降，令众多企业在此次业绩分配中失利。 与此同时，鉴于在2006年招标中蒙受的巨大损失，配额炒家们开始将目光投向业绩分配。此时，2006年只剩下最后三个月，而2007年的第一次配额也已结束。 “他们只能在这最后三个月冲刺，图谋2007年3月举行的当年第二次业绩分配。” 过渡性举措 炒家们在2006年最后三个月创造的惊人业绩，最终被证实是虚报出口单价的结果。此举被业界认为是钻了现行配额政策的漏洞。 早在2005年6月商务部13号令颁布时，即已改变了以往主要以出口数量为依据的配额分配取向，改以出口业绩作为分配配额的硬指标，旨在借此鼓励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对国内纺织品产业作结构性调整。这一原则在之后颁布的20号令、21号令中延续。 当2006年9月商务部宣布了来年的业绩分配方法后，在剩下的三个月中冲刺出口数量已经没有太大空间，此时的捷径，只余冲刺出口单价一途。正是这一背景，使得2006年末深圳纺织品出口冲向了“天量”。 相对于出口数量管理，对出口单价的管理一向非常薄弱。 首先，在纺织品价格管理上，国家目前已无价格限定或行业指导价格；其次，出口企业在中国海关报关时，后者仅重点核查出口许可证及出口数量，只要抽查显示出口许可证上的数量与实际出口数量一致，海关即予放行。对于报关单上的出口价格，海关无从监管。 为此，外贸领域人士建议在核实企业出口业绩时，应将出口数量和出口金额结合起来考核。 同时，还应结合外汇管理部门的结汇数据，若企业不在规定时间内结汇，表明其并无真实贸易背景，这一反馈结果应作为其最终业绩分配的参考。 “现行纺织品配额体制的大方向是对的，但一些细节有待完善。”商务部一位人士说。 然而在市场看来，上述改革建议未必有可行性。事实上，对于2006年末深圳出口业绩的异动，纺织品商会在调查之后并未见具体处理措施。而在全球纺织品贸易配额取消的大背景下，中国迫于贸易伙伴压力而独有的配额制，也注定是一项过渡性举措。 “输欧纺织品配额到2007年底就取消的，输美配额到明年也不存在了，配额制的寿命不长了，炒家的炒作时间也不多了。”深圳一位贸易企业的老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