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率下调传闻搅动纺织业 税改应回归本质

“我们已经通过内部渠道传达消息，本月内可能要调整出口退税率，现在公司的业务员都在加班，抓紧时间出货，”日前，杭州一家服装出口公司外贸业务员李霞（化名）对记者透露说，“纺织服装类出口退税率下调2个百分点，几乎已经成为业内众所周知的消息。” 部分企业闻风先动 行业博弈前景未明 与李霞一样，宁波某大型国有外贸公司一位业务员也在忙着将手头已有的订单赶紧出货，“如果这批订单不能在公布政策之前出货，我们就要损失不少，因为以往出口退税率下调都是颁布之后立即实施，没有什么缓冲期。” 上述业务员所在的企业日前也已经对外贸业务员“放风”，他表示，“8、9月最有可能调整退税率，秋交会上接订单时，报价就要开始考虑退税率下调的影响，预留一定的利润空间。” “我现在每天都在催工厂，希望早点拿货装船出港，即便每个周末都加班，我的订单至少也要到9月下旬才出完，”李霞说，“大家都很紧张，毕竟退税率下调一个百分点，我们的利润几乎就损失一个百分点。” 李霞已经从事服装出口业务4年，在她看来，出口退税率下调的消息不是空穴来风，公司高层应该早就从政府有关部门和行业协会获得了确切消息，“这往往也是政府有关部门通过吹风为企业预留缓冲期的一种方式，坊间流传消息真真假假，但是大部分企业都会有个思想准备。” 业界几乎普遍认为，出口退税率下调已成定局，所涉及的行业将主要包括纺织、轻工、钢铁、机械等领域。浙江省国际经济贸易研究中心、WTO浙江研究咨询中心调研部主任查志强表示：“现在出口退税率继续下调是肯定的，尤其是资源型出口产品，从转变外贸增长方式角度考虑，会逐步取消退税，但是政策出台的时机很难把握。” 中国科学院预测科学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也指出，出口退税政策调整是大势所趋，该报告预测，高污染、高能耗、资源型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可能大幅下降或全额取消。 对此，兰格钢铁信息有限公司研究室主任马忠普透露：“政策之所以至今没有出台，实际上是各方力量仍在博弈，尤其是许多大型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向政府有关部门提出建议。自从6月份相关政策将出台消息在坊间开始流传以来，反对出口退税率下调的声音也不绝于耳。” 马忠普表示，现在自己获知的消息是出口退税率整体下调幅度在2％左右，他透露的一个细节也表明了各方博弈力量之间微妙的平衡。马忠普说：“政府有关部门原本酝酿将钢材行业的出口退税率从目前的11％直接下调到6％，但是向相关行业协会征求意见时，这一方案激起的反应比较强烈，现在我所知道的方案几乎是折中处理。” 在马忠普看来，即使出口退税政策颁布实施将会挤压部分企业的利润空间，但由于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的价差比较大，钢材出口的整体趋势基本不会受到太大影响，而经过一段时间缓冲之后，企业也应该有能力消化这部分增加的成本。 出口退税率下调有限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来自海关总署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7月，我国进出口总额已达9418.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1%。其中，出口5089亿美元，进口4329.5亿美元，累计顺差达759.5亿美元。 面对外贸出口的强劲增势，如何平衡国际贸易关系，适当降低出口增速已经成为迫在眉睫的问题。由于出口退税率下调将直接提高出口企业的成本，这一措施被业界视为可以直接影响出口增速的重要因素之一。相关测算显示，综合出口退税率下调3个百分点，每1美元商品的出口成本将增加0.23元左右。 但是，在查志强看来，我国实施出口退税政策的目标，主要是促进经济结构升级以及外贸增长方式转变，而不是单纯作为削减贸易顺差的工具。查志强认为，由于欧美经济增长依然向好，国际市场需求旺盛，受经济增长“惯性”作用影响，短期内，贸易顺差将很难通过一两次政策调整实现大幅削减的目标。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贸易顺差不断攀高的趋势下，择机下调出口退税率，也能够有效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高级副经理、研究员赵庆明此前也曾对媒体表示，由于出口退税机制促进出口，实际上起到了对人民币施压的作用。 对此，查志强认为，出口退税率下调即使能够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也很难量化估算，毕竟任何一个政策实施的具体效果很难预测。而从我国近年来顺差的结构组成来看，尽管经常项目盈余对人民币升值造成了一定压力，但最主要的压力来源还是资本项目下不断涌入的巨额外资，资本净流入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要来源。因此，旨在调整贸易项下的出口退税措施就难以显著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上海财经大学财政系教授、中国税务学会理事胡怡建表示，降低出口退税率与人民币升值，从理论上而言，都是希望通过提高企业出口成本来实现降低出口增速的目标，但重要的是看政府部门选择运用行政性手段调控还是市场化方式来解决问题。 马忠普则认为，出口退税机制频繁变动，其实也对企业造成了一定影响，尽管企业闻风而动抢先出货的做法是市场行为，无可厚非，“但坊间不断有传言与反复辟谣也成了一种博弈，企业肯定要选择有效降低风险的做法，目前的一个现象就是很多钢材压港，还在等出运时间，影响的不仅是一个行业。” 实现“零税率出口” 恢复税收中性本质 在胡怡建看来，由于出口退税制度调整过于频繁，目前，它更多是作为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有碍于市场机制的发挥，也不利于企业进行中长期发展决策。自1985年我国实施出口退税制度以来，退税率几经变迁，但大部分出口商品没有实现“零税率出口”。（注：对出口货物实行全额退税，或称“零税率出口”，是国际上实行增值税和消费税的绝大多数国家或地区的通行做法。） 纵观自1985年以来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过程，胡怡建认为，出口退税政策一直在保持财政收支平衡与促进外贸发展这个天平的两端摇摆不定，而事实上，出口退税本是一种消除出口歧视的中性措施，其目的在于使出口商品与国内同类商品承担相同的税负，而并非鼓励或限制出口。 “出口退税制度究竟应该成为企业正当享有的权利，还是政府对出口的优惠和补贴政策，只有搞清这一目标，我们才能够更好地进行制度设计，”胡怡建说，“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过多地强调了税收的‘话语权’，这并不是一个好现象，税收政策应该回归中性本质，减少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 但是，由于出口退税率直接影响到出口企业生产或成本，在实践中往往又成为各国扩大或限制出口的一种政策性调节工具。查志强认为，一个较为完善出口退税机制，要兼顾外贸增长、财政承受能力和企业发展三方面的利益需要。 业内人士指出，目前，我国出口退税中“少征多退”现象严重，一方面，在出口产品的国内增值税征税过程中，存在着减免税和欠税现象，在出口时却按照足额纳税的标准予以退还，就造成了“少征多退”。另一方面，我国的出口退税率低于征税率，虽然从总量上可以暂时缓解中央财政出口退税的压力，但却造成结构性的不均衡。 此外，查志强也进一步坦言目前制度设计上仍存在的弊端。“由于增值税纳税地与出口退税地割裂，造成了地区之间对出口退税分担不平衡的矛盾，从而使得地方政府之间互相博弈。”查志强说。 在查志强看来，由于增值税贯穿了产品生产、采购与出口各个环节，这也就意味着出口商品的增值税纳税地与退税地不一致，生产与采购地政府获得增值税收入，而出口地政府则要承担退税责任，这一制度设计客观上会造成各地政府或明或暗设置退税壁垒。 对此，查志强表示，只有从增值税制度转型入手，才能够进一步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我国自1994年税制改革后，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制度，固定资产存在重复征税问题，导致实际税负大于名义税率。此外，由于增值税的征收范围未能延伸到运输、通讯以及其他的劳务领域，导致增值税征收链条还不够完整，从而为出口退税机制的设计带来影响。